美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夜——国父麦迪逊的故事
一八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傍晚，华盛顿特区。
英国军队从东面逼近，炮声隐约可闻。白宫里，第一夫人桃乐丝‧麦迪逊（Dolley Madison）还在指挥仆人抢救重要文件和艺术品。她没有逃走，至少暂时还没有——她命人取下挂在墙上那幅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绘制的乔治‧华盛顿全身肖像，小心卷起，交给可靠的人带走。
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更早离开——他在几小时前已骑马出城，前往马里兰州督战。战局一败涂地，他没有可以督的战，只能在混乱中辗转撤退，在农舍里度过了那个屈辱的夜晚。
入夜后，英军进入白宫。士兵们在国宴厅发现了一桌为四十人准备的晚宴——食物还是热的，酒杯已经斟满。他们坐下来，吃完了这顿饭，然后放火烧了整栋建筑。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夜。而那个应该为此负责的人，是一个身高只有约一百六十三公分、体重不足五十公斤、体弱多病、说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维吉尼亚人——同时也是美国宪法最重要的缔造者。
詹姆斯‧麦迪逊，一七五一年生于维吉尼亚州的波特康韦（Port Conway），是家中长子。他从小体弱，长期被各种疾病困扰，包括一种类似癫痫的神经性发作，让他在年轻时一度以为自己不会长寿。
他在新泽西学院（即今日的普林斯顿大学）就读，以惊人的速度在两年内完成了通常需要三年的课程。但他回到维吉尼亚后，几乎无事可做。他太瘦弱，不适合体力劳动；他没有立即投身法律或商业；他只是读书，大量地读书。他系统性地研读了古希腊罗马的共和政治史，研究了欧洲各国的政府形式，分析了每一个共和实验的成功与失败。
这段看似虚度的岁月，实际上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准备。
他在二十五岁进入维吉尼亚州议会，开始了政治生涯。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太小，在大型会议厅里几乎无法让所有人听清楚。他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他内向，不擅长闲谈，在宴会上常常沉默寡言。他也不是一个外表上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站在华盛顿或汉弥尔顿旁边，他几乎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但当他开口说话，那个声音——无论多小——说的总是最准确、最有深度的东西。
一七八七年五月，费城，制宪会议开幕。
麦迪逊三十六岁，是维吉尼亚代表团的核心成员。他在会议开幕前数周便已抵达费城，带着他在过去几个月里准备的一份详尽研究报告——《古今邦联备忘录》（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列举了现行《邦联条款》的十一项根本缺陷，以及他提出的解决方向。
这份报告后来成为“维吉尼亚方案”（Virginia Plan）的基础——那是整个制宪会议最重要的议程文件，为美国宪法的基本架构提供了蓝图。
但麦迪逊对这场会议最持久的贡献，是一个笔记本。
他在整个会议期间——从五月到九月，将近四个月——坐在靠近会议主席台的位置，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了几乎每一场辩论的内容。每天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寓所，把速记扩展成完整的记录，往往工作到深夜。他后来写道，这份工作让他几近精疲力竭。
但正是因为他的这本笔记，我们今天才能知道那个夏天在费城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辩论、那些妥协、那些让每一个条款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幕后过程。如果没有麦迪逊的笔记，制宪会议的大部分内容将永远湮没在历史里。
他的笔记在他去世后才公开出版，那时距离制宪会议已过了将近五十年。
制宪会议结束后，宪法需要各州批准。麦迪逊决定与汉弥尔顿、杰伊合作，撰写《联邦党人文集》，为宪法辩护。
他撰写的二十九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是第十号（Federalist No. 10）。
这篇文章回答了共和政治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在传统的政治思想里，民主政治有一个致命弱点——如果多数人联合起来，可以轻易剥夺少数人的权利。雅典的直接民主失败了，罗马共和国崩溃了，每一个历史上的共和实验最终都走向了派系倾轧和暴政。
麦迪逊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解答：共和国越大，反而越安全。
他的论证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里，利益群体和派系众多，没有任何一个派系能够轻易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各种利益彼此制衡，反而能够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才是危险的，因为派系容易形成多数暴政；大国的代议民主，恰恰是防止这种暴政的最佳机制。
这个论证在一七八七年是革命性的，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政治学的核心文本。每一个研究民主理论的学者，都必须从第十号文章开始。
晚年，有人称麦迪逊为“宪法之父”（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宪法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作品，它是许多头脑在一个特殊历史时刻碰撞的产物。如果他比别人贡献多一点，那也只是因为他刚好坐在那个位置，做了那些笔记，提出了那个方案——但那个方案在会议过程中被大幅修改，最终通过的宪法与他最初的设想有许多不同。
他说，若要给宪法认父，那父亲有几十个。
这个谦逊，是真实的，还是表演性的？
大概两者都有。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在费城那个夏天的工作，从准备研究报告到起草方案到记录辩论到推动妥协，在所有与会者中是无人能及的。富兰克林带来了智慧和威望，华盛顿带来了道德权威，汉弥尔顿带来了雄辩，但把整个会议的知识架构搭建起来的人，是麦迪逊。
六、那场灾难性的战争和出入意料的结局
一八〇九年，麦迪逊就任第四任总统。
他的前任是杰佛逊，两人是长达五十年的政治伙伴，共同塑造了民主共和党的路线。麦迪逊继承的是杰佛逊留下的外交困境——拿破仑战争打得如火如荼，英法两国都在拦截美国商船，强征美国水手入伍，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中立地位和商业利益。
一八一二年六月，麦迪逊向英国宣战。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打得一塌糊涂。美军试图入侵加拿大，惨遭失败；海军虽然取得了几场令人振奋的单舰胜利，但无法改变整体局势；陆军组织混乱，将领平庸，后勤短缺。
拿破仑在欧洲战败，英国得以将更多兵力调往北美。英军从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登陆，一路向华盛顿推进。麦迪逊亲赴前线视察，目睹了布拉登斯堡战役（Battle of Bladensburg）的惨败——美军在英军面前几乎一触即溃，史称“布拉登斯堡赛跑”（Bladensburg Races），因为美国士兵跑得比英国人追得还快。
麦迪逊在混乱中撤退，在马里兰州的农舍里度过了那个夜晚，远处华盛顿方向的火光映红了天际。
白宫烧了。国会大厦烧了。财政部也烧了。
然而，战争的结局却出乎了每个人的意料。战争打到最后，英美双方都已筋疲力尽。一八一四年底，双方在比利时根特城签署《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基本上恢复战前状态，没有任何一方获得实质领土或利益。
然后，就在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回北美之前，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在纽奥良（New Orleans）打了一场大胜仗，重创英军。消息传来，美国民众欢欣鼓舞，把这场胜利当作整场战争的终结，几乎忘记了白宫被烧的屈辱。
麦迪逊的第二任期在相对平静中结束，他于一八一七年退休，回到维吉尼亚的蒙彼利埃（Montpelier）庄园。
他在那里又活了将近二十年，成为建国一代最后的见证者之一。杰佛逊于一八二六年去世，亚当斯也在同年离世，留下麦迪逊孤独地站在那个时代的最后。
晚年，他最担忧的问题只有一个：奴隶制。
他是奴隶主，一生蓄奴，从未释放名下的任何一个奴隶。但他也清楚地看到，这个制度正在把他缔造的共和国撕裂。他提出过各种设想，包括把获得自由的奴隶遣送到非洲建立殖民地——这个方案今天看来极其荒诞，但在当时的白人政治家中算是“进步”立场。
没有人在他那个时代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八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麦迪逊在蒙彼利埃去世，享年八十五岁。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制宪会议代表，也是美国开国一代中最后谢世的元老。
他去世的那一天，距离制宪会议开幕整整四十九年。＠＊
〈自由的缔造者〉系列将陆续推出，下一篇：约翰‧杰伊（John 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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