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固穷：历史上那些不合作的硬骨头文人（上）
中国历史上有一类文人，天生一副硬骨头。他们手无寸铁，却敢跟整个时代较劲；他们明明有官可做、有俸禄可领，却偏偏掉头而去，宁可饿肚子，也不肯向自己看不上的权势弯一弯腰。在讲究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世俗眼光里，这种人往往显得有些“轴”，有些不通人情。可奇怪的是，几千年下来，那些八面玲珑的聪明人大多被历史遗忘了，这些不合作的“倔驴”，名字却一代代传了下来，成了中华文化中一条绵延不绝的风骨长河。
这条长河的源头在哪里？咱们得从三千年前两个拦马劝谏的兄弟说起。
一、 义不食周粟：不合作运动的悲壮鼻祖
要说中国历史上的“不合作运动”，就得从商末周初的伯夷和叔齐两兄弟说起。这两位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硬气的“硬汉”。
这两兄弟本是孤竹国的王子，放着好好的王位不当，偏要追求心中的道义。当时周武王起兵讨伐残暴的商纣王。在历史的大潮中，天下诸侯纷纷响应，可伯夷和叔齐偏不，他们拦住周武王的马缰绳，直言不讳地批评周武王是以臣弑君，在父丧未葬时动兵，是不孝、是不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忠乎？”
周武王的卫士一看这两个来捣乱的，就要把他们杀了，幸好姜太公有仁义之心，说：“此义士也。”卫士才没有伤害他们，而是把他们赶走了。
当然，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两个书生而停止转动。周武王很快建立了大周帝国。这下尴尬了，全天下的土地都成了周朝的疆土，全天下的粮食都成了周朝的俸禄。换作一般人，话说过了、态度表过了，新主登基后也就顺水推舟，顺从了新政权。但伯夷和叔齐的脾气上来了，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们做出了历史上一个极其极端的决定：“义不食周粟”。既然我们不认同你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就连你统治下的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也绝不享用。
为了践行这个诺言，兄弟二人互相搀扶着，隐居到了荒无人烟的首阳山（注释1）。不吃地里长的小麦大米，吃什么呢？他们就每天在山坡上采摘野生野长的薇菜充饥。薇菜，说白了就是一种野豆苗，没油没盐，苦涩难咽。
根据《史记‧伯夷列传》的记载，这两位老人家在临终前，一边采着野草，一边悲壮地高唱：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薇菜。神农、虞、夏的盛世忽然就消逝了，我们还能归往何处？）
故事的结局有些残酷：有一天有个妇人看到他们说：“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很有骨气，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可你现在吃的这些豆苗野草，不也是长在周朝土地上的草木吗？”）最后二人羞愤绝食而死，葬于首阳山。
两兄弟最终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这两个人是不是太迂腐了？为了一点观念，把自己活活饿死，值得吗？
但太史公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把这两兄弟放到了《列传》的第一篇，地位甚至高于那些名将功臣。
这种清节，成了中国文人延续几千年的精神底线。
二、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如果说伯夷、叔齐的隐居过于悲壮和沉重，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则把“不合作”活出了一种让后人无比向往的洒脱与诗意。
陶渊明当时在彭泽县当县令，按今天的话说，好歹也是个正处级干部，端的是体制内的铁饭碗，旱涝保收。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森严，官场上的风气极其奢靡且虚伪，天天都在搞形式主义和阿谀奉承。陶渊明是个真性情的人，在县令任上本就过得有些憋屈。
终于，导火索来了。根据《宋书‧隐逸传》的清晰记载，有一天，郡里派了一位“督邮”（相当于上级派下来的监察官、巡视员）到彭泽县来视察工作。这位督邮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留下，但出了名地喜欢摆谱、拿捏下属。
得知上级领导要来，县里的文职干部们慌了神，赶紧跑到陶渊明的办公室，苦口婆心地规劝他：“应束带见之。”意思是：县长大人，上级巡视员来了，您得赶紧把官服穿戴整齐，把腰带系得一丝不苟，同时还得备好丰厚的礼品，低三下四、恭恭敬敬地去码头迎接，说几句好听的，把领导伺候高兴了。
陶渊明一听，平时压抑的怒火和文人的清高顿时窜了上来。他看着那身厚重繁琐的官服，长叹了一声，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话一说完，陶渊明连手续都懒得办了，当场解下身上的县令印绶，往桌上一拍，推开大门，直接挂冠而去。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官场。
回到农村后的陶渊明，生活其实过得挺苦。他在那篇著名的《归园田居‧其三》里写道：“草盛豆苗稀。”这五个字读起来有些幽默，但也透露出一个现实——这位大诗人根本就不是种地的料。人家农民种地是苗旺草稀，他倒好，地里的野草长得比豆苗还高，估计当年的收成是一塌糊涂。
后来，命运还嫌不够折腾他，家里突然遭遇了一场大火，把本就不富裕的草房烧了个精光。日子最艰难的时候，陶渊明甚至到了“扣门拙言辞”的地步。这出自他的《乞食》诗，五个字把文人的自尊与无奈写活了：他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去敲陌生人家的门乞讨，可等门一打开，他那文人的自尊心又上来了，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尴尬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要饭的话。
但即便日子已经窘迫到了这个份上，当朝廷的风向发生变化，有权臣仰慕陶渊明的名望，特意派人送来大批食品和钱财，并言辞恳切地邀请他再度出山、担任要职时，陶渊明依然冷冷地拒绝了。他用一生的清贫，换回了精神的绝对自由。
三、 卖卜大隐：黄公望的民间清流
到了宋末元初的乱世，面对政治的动荡与体制的腐朽，同样有一位文人选择了退步抽身，靠着手艺在民间大隐隐于市。他就是日后名垂千古的山水画大师、全真教道士黄公望。
黄公望年轻时也曾有过经世致用的抱负，在江浙行省当过底层的书吏。然而，命运对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他因上司贪污案受到牵连，无辜被捕入狱。当他走出高墙铁窗时，已是人到中年。看透了官场的险恶与体制的黑暗，面对腐败的晚元政治，黄公望做出了他一生的重大抉择：不再寻求进入仕途，而是与体制彻底切割。
根据《元史‧隐逸》相关史料以及后世画坛记述，黄公望出狱后，直接加入了全真教，出家当了道士，自号“大痴道人”，彻底隐居在富春山一带。
隐居山林，没有了体制的庇护和俸禄，如何活命？黄公望没有向任何地方官僚和权贵低头。为了自谋生路，他在苏州、杭州的集市上摆开小摊，靠着精通的易理，以“卖卜”（算命）维持生计。他靠着在街头替平民百姓看相算命换来的几文碎银，维持着极其简单的布衣生活。
也正是这种彻底摆脱了体制束缚的自由，让黄公望体内隐藏的艺术天赋彻底爆发。他五十岁才正式开始学画，常年背着皮囊，在富春山中风餐露宿，观察山川的晦明变化。他在自己的《写山水诀》中记录了这种寄情民间的治学态度。
晚年的黄公望，靠着在集市卖卜糊口，在草堂中挥毫践墨，最终完成了震惊后世的《富春山居图》。许多元朝官员仰慕他的名望，前来拜访并许以重金求画，黄公望皆淡然处之，够一日吃用便不再多求。他用一生的超然，在民间活出了最纯粹的道家风骨。（未完，待续）
1 “首阳山”在历史上有多座同名山峰，其中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和山西省永济市（雷首山）最为著名，且皆建有伯夷、叔齐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