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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他用一支笔，打赢了华盛顿打不赢的仗

来源：大纪元·2026/7/12 15:40:17·507 次阅读

【美国250年】〈自由的缔造者〉系列之十二

一七七六年一月，费城的书店里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没有作者名字，只印着“一个英格兰人所著”（Written by an Englishman）。定价两先令，任何识字的人都买得起。它的标题简单到几乎像是在讽刺：《常识》（Common Sense）。

然而，就是这本薄薄的只有五十页的小册子，在殖民地引发了一场舆论海啸，并成功点燃了一场战争。

三个月内，它卖出了十万册。到年底，各种版本的总销量估计超过五十万册——要知道，在当时北美殖民地总人口也不过才两百五十万，这意味着几乎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读过它。美国最大的零售连锁书店邦诺书店（Barnes & Noble）曾做过一个调查，在二十本影响美国历史最大的书中，《常识》位居榜首。

那个“英格兰人”，叫汤玛斯‧潘恩（Thomas Paine）。

那年，他抵达北美才刚刚十四个月。

汤玛斯‧潘恩，一七三七年生于英格兰诺福克郡（Norfolk）的塞特福德（Thetford），家境清贫。他十三岁辍学，跟父亲学手艺，后来当过水手，做过烟草商，两度担任税务员，两度被解雇。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婚后一年去世，第二段婚姻以分居告终。他在英格兰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收场。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一七七四年。这一年，已经三十七岁还一事无成的潘恩，在伦敦偶遇了班杰明‧富兰克林，当时富兰克林正在英国执行外交任务。不知是什么打动了富兰克林——也许是潘恩眼中那种不甘平凡的光芒——富兰克林给了他一封推荐信，建议他去北美闯闯。

一七七四年十一月，潘恩抵达费城，半死不活——船上爆发了热病，他被人用担架抬下船，在费城养病将近六周才恢复。

然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替一本新杂志《宾夕法尼亚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担任编辑。仿佛是个奇迹，一个本来一事无成的英国移民，很快展现出惊人的文字才能，杂志的销量在他主持下大幅上升。

他开始观察这片土地，观察这里的人，观察那股在空气中越来越浓的革命气息。

一七七五年四月，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枪声响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正式爆发。

但奇怪的是，即使在战争已经开始之后，殖民地的主流舆论仍然没有走到“宣告独立”这一步。大多数人的诉求，仍然是在大英帝国的框架内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和代表权。“独立”这个词，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几乎是激进到危险的。

他在费城的知识圈里广泛交游，与班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等人反复讨论，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件事：殖民地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抱怨请愿，而是一个明确的论证——为什么独立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确的、符合常识的。

《常识》的论述分几个层次展开。第一层，他质疑世袭君主制这套制度本身——不只是针对乔治三世个人，而是针对“王位凭出身世袭”这个原则。他主张，统治的正当性，不应该仅仅来自血统，而应该建立在被治理者的同意之上。

第二层，他论证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修补。英国距离美洲太远，无法有效管理；英国的商业利益与殖民地的利益根本上是冲突的。

第三层，他描绘了一个独立后的美洲共和国的愿景——不只是美洲人的家园，而是“为人类提供庇护”的地方，一个全世界受压迫者可以向往的自由新大陆。

《常识》的论证可谓情理的结合，达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境界。一方面以逻辑思维论证英国的罪恶和独立的好处、权利，一方面又用激昂的词句振奋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决心。史学家就曾评论《常识》说：“《常识》把国王与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来，除《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出版物曾发生那样巨大的影响。”

《常识》出版三个月内就发行了十多万册，彻底改变了当时美国保守派的态度，为美国独立打下了理论依据。英国报纸对这种恐怖的文字的力量，曾有一段很直白的描述：“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彻底改变了态度，哪怕在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

潘恩的《常识》比任何一个出版物都更能说服当时的公众舆论支持北美从不列颠独立出来。

《常识》成功的关键，不只是它说了什么，还在于它怎么说。

在潘恩之前，殖民地的政治论述主要写给受过教育的精英阅读——充满拉丁文引文、法律术语和古典典故，普通工匠、农夫和商人根本看不懂，也不感兴趣。

潘恩是第一个用普通人的语言写政治的人。这些话，农夫听得懂，水手听得懂，学徒工听得懂。

华盛顿在读完《常识》后，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像晴空霹雳一样改变了许多人的想法”。他下令在大陆军的各个部队中朗读《常识》，用它来鼓舞士气、坚定信念。

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案头就放着一本《常识》。那句“人人生而平等”背后的平民主义精神，与潘恩的论述有着清晰的血脉联系。

独立战争期间，潘恩继续用笔作战。他撰写了系列文章《美国的危机》（The American Crisis），第一篇开头那句“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代”（These are the times that try men's souls），在一七七六年圣诞节前夕被华盛顿命令朗读给即将渡过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的士兵们听。

士气低落的士兵们在凌晨的寒风中听着这句话，然后划船渡河，在特伦顿（Trenton）打了一场改变战局的胜仗。

潘恩的笔，打了一场华盛顿几乎打不赢的仗。

他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他向国会申请补偿，获得了一笔相当有限的奖励。纽约州给了他一座没收自保王党的小农场。这已经是他能得到的全部了。

建国者们感谢他，但不知道如何安置他——他太激进，太不妥协，太不适合在一个需要稳定和秩序的新政府里扮演任何角色。

一七八七年，他离开美国，前往欧洲。

在欧洲，潘恩投入了法国大革命，写下了《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为法国革命辩护，抨击英国的君主制。英国政府以煽动罪起诉他，他在缺席审判中被定罪，从此无法返回英格兰。

然后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期间被雅各宾派（Jacobins）逮捕，在监狱里关了将近一年，差点上了断头台。据说他获救纯属偶然——行刑前标记囚犯房门的粉笔记号被画在了错误的地方。

在狱中，他写了《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批评有组织的宗教，主张自然神论。这本书让他在美国失去了最后的支持者——美国从来都是一个对所有宗教都持开放容忍态度的社会。

一八〇二年，他回到美国，发现自己已几乎被遗忘，甚至被嫌弃。他的老朋友们不愿公开与他来往。他申请以美国公民身份投票，遭到拒绝，理由是他的公民资格有争议。

晚年的潘恩贫病交加，孤独地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一间小屋里，几乎没有访客。

一八〇九年六月，他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他留下遗言，希望葬在贵格会（Quaker）的墓地，遭到拒绝。他被埋在自己农场的一角，只有六个人出席了他的葬礼。